天才远离法学

天才远离法学
——中国法学人才素质问题探讨



[摘要]在中国，由于种种原因，法学领域很难招到一流人才，即天才。恢复招考三十多年来，众所周知的天才几乎没人进入法学领域。天才远离法学的原因是非常多的。重视天才，是因为从历史上看，许多天才的贡献是超一流的，起到了开拓者的作用，众多学科的鼻祖就是他们。由于种种原因，法学也可能招来天才，但这只可能是零星的点缀。法学界吸纳天才的事业任重道远，短期内不可能有大的收获,只能逐步实现。
[关键词]法学人才；天才；素质

一

朱苏力教授在自述中讲道，1977年高考，喜欢写诗的他在第一志愿中填报了北大中文系，但因考分低而没被中文系录取，发配到了法律系。[1]这说明一个现象：三十年前，文史哲专业在人才竞争中吸引力远胜法律专业。也就是说，法律专业招不到最优秀的人才，最优秀的人才瞧不起法律专业。其实，在那个年代，最优秀的人才非但法律专业招不到，文史哲专业也招不到，因为优秀人才都念着“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箴言，跑到自然科学门内淘金去了。所以，文史哲专业招到的所谓优秀人才已经不是一流，而法律专业招到的人才也只能是三四流了。三十年前是如此，现在也变化不大。要说有变化的话，就是现在法律专业的录分线比文史哲专业的高一点，尽管如此，法律专业录取的学生就天赋来说依然是二流。


我们不妨细数一下当时公认的天才。
先看看怪杰辜鸿铭如何学外语。
凌叔华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我国著名女作家，长期在海内外多所大学从事中国近现代文学教学。凌叔华是广东番禺人，父亲与康有为是同榜进士，官至直隶布政使。辜鸿铭是凌叔华父亲的朋友，常到凌家聊天吃饭。一天，辜鸿铭在凌家与一朋友打赌，说他能背诵弥尔顿的《失乐园》。朋友不信，辜鸿铭立马表演。凌叔华和他的堂兄盯着书，看辜鸿铭的表演。辜鸿铭果然摇头晃脑，拖着辫子，把上千行的《失乐园》一字不错地背出。[3]其实，了解辜鸿铭的人知道，背个《失乐园》对他来说是小菜一碟。想当初，年少的辜鸿铭，随英人布朗夫妇去西方学习，其超绝的才华，把洋人着实震了一下。辜鸿铭学外语的诀窍是充分发挥背功的优势，学英语就背《莎士比亚全集》，学德语就背歌德的《浮士德》，学法语就背米涅的《法国革命史》。就这样，在欧洲十一年，他精通了英、德、法、梵、拉丁、希腊等语言，而且，通过罕见的背功，学到了“原汁原味”的西方文化。由于辜鸿铭许多文章用外文发表在外国的刊物上，生前死后又没加热心的收集，显得辜鸿铭的著作很少。但辜鸿铭在国外的影响却很大。蔡元培在德国莱比锡大学求学时，辜鸿铭已是声名显赫；而当林语堂来到莱比锡大学时，辜鸿铭的著作已是学校指定的必读书了。辜鸿铭无疑是旷世天才，然而他在大学学的是文学和土木工程，以后也多从事文学、哲学写作和研究，远离法学。

再看看章疯子和黄疯子。黄疯子是章疯子的弟子。章疯子大名叫章太炎，黄疯子的大名叫黄侃。他们都是天才，都是国学大师。章疯子和黄疯子同住日本一公寓楼上，但他们并不认识。章疯子住楼下，黄疯子住楼上。一天晚上，黄疯子内急，来不及上厕所，就从窗口来了个“飞流直下三千尺”。章疯子正夜读，嗅到一股臊味，便破口大骂。黄疯子不认错，对骂起来。都是英雄好汉，吵架也互报姓名。不报不知道，一报吓一跳。黄疯子遇到了国学大师，叩头便拜师。[4]两位疯子皆聪明绝伦。黄疯子一生背过不少书，诸如《昭明文选》、《说文解字》、《杜工部全集》、《李义山全集》。章疯子能背十三经。黄疯子在章疯子的教诲下，也成了赫赫有名的国学大师。他们虽然身在日本，但却没像许多留日学生那样学法律。

能背十三经的还有陈寅恪。陈寅恪的天才还表现在他通晓十多种语言。当然，能背诵《史记》篇目中十之七八的梁启超，拥有“照相机式”记忆力的钱钟书，能背诵《红楼梦》的作家茅盾，等等，都称得上天才，但他们却对法律不感兴趣（当然在他们的文章中也有涉及，但远远谈不上对法律专业的爱好）。

在20世纪中国的法学家中，称得上天才的人也有。

王宠惠曾获耶鲁大学法学博士，精通英、德、日数种语言。1907年，王宠惠英译了德文版《德国民法典》，在英国出版后很快获得好评，成为英美一些大学的教材。一个以汉语为母语的人，其英文水平如此之高，没有几分语言天赋是难以达到的。

杨兆龙，曾获哈佛大学法学博士学位，通晓英、法、德、意、西、俄、捷、波八国语言，对大陆、英美两大法系均有精深造诣。

但法学家中的这些天才根本无法与陈寅恪、钱钟书为代表的那一批一流天才相比。即就是精通外语，一个林语堂就盖过王宠惠，更不用说赵元任。林语堂曾留学美国、德国，用英语创作了大量的文学作品，畅销欧美；而文学作品对语言似乎要求更高。被称为“中国语言学之父”的奇才赵元任，会说33种汉语方言，并精通多国语言。他是国际知名的语言学大师，中国现代语言学的奠基者之一，曾当选为美国语言学学会主席、美国东方学会主席。语言学虽是赵元任着力最深的领域，然而他在大学还兼授物理、逻辑、音乐、哲学等课程。著名的歌曲《教我如何不想她》就是赵元任谱的曲。他不但精通中国许多方言，对外国方言的掌握也到了以假乱真的水平。二战后，他到德国柏林，操着柏林口音的德语与当地人闲聊。一位老人竟把它当作本地人，对他说：“上帝保佑，你躲过了这场灾难，平平安安地回来了。” 他到法国参加会议，在巴黎车站，行李员听着他的巴黎土语，把他当作土生土长的巴黎人，感叹道：“你回来了啊，现在可不如从前了，巴黎穷了。”[5]

相比而言，在西方，由于法学始终位居显学之列，吸引着不少天才。

国际法鼻祖格老秀斯是其中之一。格老秀斯自幼聪慧，人称“神童”。11岁进入莱顿大学学习，15岁在法国奥尔良大学获得法学博士学位。16岁随团出使法国，被法国国王亨利四世誉为“荷兰的奇迹” 。格老秀斯的研究范围非常广泛，除法学外，还涉及政治学、文学、语言学、史学等领域。一位荷兰的法学家是这样描述格老秀斯的：作为一个哲学家，他阅读了所有古典作家们的文献，熟悉对于他有所帮助的所有语言，并懂得比较语言学的重要性。作为历史学家，他熟知所有从古到今的有关历史，并把它们作出比较。在信仰方面，他有着丰富的《旧约》、《新约》、教父及后期宗教作家们的知识，他认为基督教高于犹太教、异教和伊斯兰教。作为律师，他认为人类服从于一种普遍的法律，但是在另外一方面，他对于随时间、地点不同而发生变化的、不同国家的法律也有着同样的兴趣。[6]

功利主义法学派的鼻祖边沁也是一位天才。边沁还在蹒跚学步的年纪就在读大部头《英格兰史》了。他读过许多小说，像西塞罗的《讲演集》等书能倒背如流。3岁开始学拉丁语，12 岁进入牛津女王学院，18岁取得文学硕士学位。

莱布尼茨也是一位法学家，不过由于他的哲学家和数学家的名声太响，法学界往往遗忘了他。但他在法学上的成就仍使他位居著名法学家之列。何勤华教授主编的《西方法学家列传》就有他一席之地。[7]莱布尼茨拿过哲学和法学两个博士学位。他是一位罕见的天才，具有“过目不忘”的本领。有一次，他跟父亲去一位哲学教授家。教授早闻听莱布尼茨是个神童，就想见识见识。教授从书架上抽出一本拉丁文的《神诗集》，让莱布尼茨上午看一下，饭后挑选一首诗让莱布尼茨默写。快要吃饭了，教授问莱布尼茨书看得怎样了，莱布尼茨说他把全书都背过了。吃完饭，教授让莱布尼茨默写第三首诗。莱布尼茨很快就默写完了。核对无误，一点差错没有。教授心想，把全书默写一遍，总会有差错吧。然而，长达三百行的圣诗被莱布尼茨默写完了，竟无一处差错。[8]

在全世界法学家中，智商最高的大概要数约翰•密尔。美国心理学家科克斯（Catherine Morris Cox）曾作过模拟智商测验，测验对象是1450年至1850年的杰出人物。约翰•穆勒以190分的智商夺冠，使牛顿、高斯、莫扎特、贝多芬这些天才人物甘拜下风。穆勒3岁时已经在阅读吉本的史学名著《罗马帝国史》了。流传下来的一封穆勒给法学家边沁的信是这样写的：“边沁先生：你借给我的《罗马帝国史》的第一册，我已经读完了，觉得很有兴趣，现在托人交还给你。希望你继续将第二册借给我，我会很仔细地阅读的。”从信后的日期知道，穆勒是在3岁时写这封信的。据《穆勒自传》记述，他3岁开始跟着父亲学希腊文，读的第一本希腊语著作是《伊索寓言》，以后又读了色诺芬的《远征记》、《对话集》、苏格拉底的《回忆录》、希罗多德的全部著作、柏拉图的部分著作等许多希腊文著作。当然，英语著作他不会轻易放过，除了吉本的著作外，像罗伯逊的历史著作，休谟的著作，等等，都读过。这些著作差不多是在8岁前读的。随着8岁学拉丁文，他的阅读视野进一步扩大。总之，穆勒童年读过许多历史、文学、哲学、科学名著，并帮助父亲编写《印度史》。穆勒对实验科学颇有兴趣，读过物理、化学、生物等方面的著作。12岁时学习逻辑学，读亚里斯多德的《工具论》。13岁时又学习政治经济学，读李嘉图的书和斯密等人的著作。到14岁时，他父亲对他的教育基本结束。穆勒回忆，“由于父亲的教导，我开始(受教育)的时间比同代人早25年。”以后他又跟着分析法学的鼻祖约翰•奥斯丁学习法学。穆勒这位天才在几个学科领域都有重要建树，在政治、法律方面留有名著《论自由》、《代议制政府》，在经济学方面留有《政治经济学原理》，在逻辑学方面留有《逻辑体系》，在哲学方面留有《功利主义》。他是李嘉图之后最伟大的古典经济学家，是归纳逻辑的重要开拓者，是自由理论的经典阐述者。[9]

二

那么，在中国，为什么天才远离法学？

首先是由于法学在中国地位不高决定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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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朱苏力个人简历，北大法律信息网， http://article.chinalawinfo.com/Author_Page.asp?AuthorId=4.
[2] 赵莉、钱红亮：《走近少年鲍宇阳》，《楚天金报》2004年1月30日。
[3] 凌淑华：《我所知道的槟城与辜鸿铭有关》，载藏东编：《民国教授》，中国妇女出版社2008年版。
[4] 藏东编：《民国教授》，中国妇女出版社2008年版，第51页。
[5] 百度百科“赵元任”词条。
[6]参见徐爱国主编：《世界著名十大法学家评传》，人民法院出版社2004年版，第14页。
[7]我的老师於兴中教授说他最近翻译了一本莱布尼茨的法学专著，希望早日面世。
[8] 倪东宁、王孟文、张新悦、李桂新主编：《步入哲学殿堂的故事》，山东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732-735页。
[9]参见【英】约翰•穆勒著：《约翰•穆勒自传》，吴良健、吴衡康译，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1章；梁小民著：《话经济学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56-57页。
[10] 参见：《静安文集续编•自序》。转引自《中国历代文学家评传》（第6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56-357页。
[11] 爱因斯坦少时的才智光芒不像别的天才夺目，但与普通人相比仍称得上天才，比如，他12岁就自学微积分，13岁读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

[12] 美国数学史家E• T•贝尔认为：“牛顿幼年身体羸弱，被迫躲开同龄孩子需要体力的游戏。他不能像普通孩子那样玩耍，就发明了自己的娱乐，在这些游戏中，他的天才首次崭路出来。人们有时说，牛顿不是早慧的孩子。就数学而论可能是对的，但是如果说在其他方面也对的话，那就得给早慧下一个新的定义了。牛顿作为对光的奥秘的探索者，显示出了无可比拟的实验才能，这种才能在他幼年时代独创性的娱乐活动中一定就已经很明显了。夜晚使轻信的村民受到惊吓的带着灯的风筝；完全由他自己做成的构造极好而且会工作的机械玩具——水车；把麦子磨成雪白的面粉的磨，这个磨有一张贪婪的嘴（几乎吞下了所有的线盒和玩具；图画，日晷，以及为他自己做的木头钟（可以走动）——这些就是这个 ‘不早慧’的孩子制作的一些东西，他试图用这些东西把他的玩伴们的兴趣转向‘更富于理性的’途径。除了这些过人才能的比较明显的证据以外，牛顿还博览群书，并且在笔记本上草草记下了各种各样神秘的方法和不同凡响的意见。如果把这样一个孩子看作仅仅是智力正常、身心健康的少年，就像他的乡村朋友们认为的那样，那就漏掉了上述明显的事实。”[美]E• T•贝尔著：《数学大师——从芝诺到庞加莱》，徐源译，宋蜀碧校，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108-109页。牛顿的早慧最早没表现在书本知识的学习上，所以，给人留下了他不是聪明的孩子的印象。但牛顿的舅舅就发现了牛顿的聪明才智，坚持让牛顿上学。而且，牛顿自从打败了欺负他的“小霸王”孩子后，考试成绩就迅速跃升，成为学校最好的学生。在动手实验上，爱迪生也算得上天才：不过，在文化知识的学习上，他也称得上天才。爱迪生虽然7岁上学时考了全班倒数第一，但由于母亲的良好的教育方法，使得爱迪生对读书发生了浓厚的兴趣。“他不仅博览群书，而且一目十行，过目成诵。”8岁时，他读了莎士比亚、狄更斯的著作和许多重要的历史书籍，到9岁时，他能迅速读懂难度较大的书，如帕克的《自然与实验哲学》。参见百度百科“爱迪生”词条，http://baike.baidu.com/view/2323.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