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哪里来?我是谁?我向哪里去?这个问题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从哪里来?我们是谁?我们向哪里去?如果后一组问题未得解决,前一组问题是不可能得到回答的。我们包括了整个人类,也包括我们的国家,包括我们的种族和民族,包括我们所在的各种层次的共同体。离开这一切而能独立回答第一套问题的,要么是璀璨丰伟如天际星辰的寂寞圣者,要么是空洞、疏离、无根的浮萍。现代社会在努力消解着各种共同体,代之以一系列的片段、碎片和幻象,使得第一套问题变得越来越不可解。
每一个法都是处境法(Situationsrecht);每一个人也都是处境人。“我是谁”的问题,很大程度上要依据于“我在哪里”。真正能够超越他的环境和局限,能远远滞后或远远提前于其社会的人,百中无一。在古代,“我在哪里”的问题是很容易回答的,古代人很少有“我是谁”的焦虑或沉思。而普世化、流行化、技术化、工业化的现代秩序,试图将一切都化解成“产品”,摧毁了一个又一个略带封闭性的精神家园,“我在哪里”的问题也就日益无法回答了。到处流行着的东西,从价值理念、人生抉择到市镇街道、服装饰品,都是大同小异的,地域上的空间隔阂日益缩小,而精神意义上的空间概念则日益被取消,到处都一样,都处都是同一个地方、同一个点,也就无所谓空间了。
过去的“自我”是森林中的植株,虽然与同一森林中的树木很相似,但毕竟森林之间还有很大差异,热点雨林和寒带针叶林完全不同;现在的“自我”则更接近于海洋的水滴。除去超凡绝世的圣者,“自我”是一个高度依赖于时间与空间的概念,因为人很难摆脱他身上的时间与空间属性。而如果试图取消时间与空间的分隔,“自我”也就随之死亡,就像没有细胞膜的细胞很难生存。所以很多针剂的关键功能,就是抑制细菌或真菌的细胞膜合成,使细胞成为一个彻底开放流动的处所,而彻底的开放流动则是彻底的消亡。
但是大多数人的精神世界仍然需要开放,因为他们并不肩负超越这个时代和整个空间的使命。将眼光放得更远一些,整个人类的思想图景,那些伟大的思考者和想象者,他们的形象正在悄然改变。从前他们是丛林里的歌莺,现在他们已变成海洋里的航船。歌莺只要有高树可依,有自己的园地,便可安处一个封闭的小世界,自由歌唱;而航船则必须小心大海的风浪,无论在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只要不加小心,仍然可能被大海的怒涛吞噬。适合于现代知识类型的隐喻,不是绝唱,而是航海术。他们无法依托某种时空规定性作为自己思想的出发点,所能依托的,恰恰是取消规定性的规定性,这种规定性并无一个定向,正像大海的水流一样。
我们现在处于一个丧失方向感,或者说,是对方向感十分迷茫的时代,当代的思潮只能告诉我们“你在哪里”,那还是天资特别聪颖的人才能领悟。但古往今来,一切伟大的宗教都告诉人们:你从哪里来?你要到哪里去?你正处于中途哪一段路?答案可以是非常丰富的,但“你在中途”这个位置却是共通的,它和“你在某处”的差异,就是有没有方向。有没有这样一个根本的朝向,是人和人的不同生存方式的最大差异。中途感也是使命感的核心,人只有被上天彻底抛弃时才可以不掂量使命。
在中途的人似乎是不完整的、受限定的,但他比任何没有规定性的、似乎完整的人都更完整。正如生的人每一分每一秒不断死亡,但这却恰好构成了生的意义。中途是人生的永恒基调,与人生自身相关的一切重大喜怒哀乐,无不与此紧密相关。茫茫众生方向图的结构,是天地的nomos,也是世间最大的原型。 (suy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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