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小红：怀念恩师曾宪义先生

马小红：怀念恩师曾宪义先生
一月十五日上午我正在备课，十一点左右，手机响了，收到“曾老师逝世”的短信。虽然早有思想准备，但心中的哀伤仍然无法遏止。这是我第三次来香港城市大学讲学，往年都是来接曾老师的课，基本是曾老师课结束返回时，我就到了香港。记得2007年第一次来时，刚进了公寓，就接到曾老师从机场打来的电话。曾老师嘱咐我讲课时话要说得慢一些，因为香港有些学生听普通话吃力。又说，冰箱里准备了一些食品，在我熟悉环境前别饿着。放下电话，我哑然失笑，对接我的学生说，曾老师怎么也知道我是个“路盲”。

作为教育家，曾老师对学生的关心与提携，不仅真诚，而且真正做到了因材施教。记得1988年在香山参加自学考试的会议，中国法制史学科有十个人参加，我作为蒲坚老师的助手也参加了会议。每当对问题有分歧时，蒲老师就会让曾老师“拍板”，让我记录。而曾老师在“拍板”前总是能统一大家的意见。我很赞叹。会议结束，曾老师对蒲老师说：“小红不错，干事很认真”。得到意外的表扬，我很高兴，那是第一次与曾老师近距离地接触，尊敬、亲切之感已是油然而生。后来，不断地从蒲老师那里听到曾老师的消息，也看到人民大学法学院不断地取得成就，成为全国法学教育的重镇。转眼十年过去，在许多前辈、老师的栽培下，在同仁的帮助下，1998年我晋升为中国社科院法学所教授。说实话，人在缺少必要压力的情况下，很容易放松甚至放任自己，一年过后，猛然发现荒废了很多的时间。于是，想到了一直耿耿于怀的问题，即硕士毕业后没有考博士。蒲老师说:“要考就考宪义的。”我当时心里很没有底，曾老师还记得我吗？没想到，当我通过蒲老师与曾老师联系上后，曾老师见面就说起了十多年前在香山开会的事。他告诉我，欢迎我报考，因为他了解我的专业。但他又说，专业好也不可掉以轻心，外语关一定要努力地过，不能畏难而退。整整三个月的时间，我几乎是废寝忘食地恶补外语，没想到的是考试竟然以不低的成绩通过。曾老师笑着说：“世上无难事。”新世纪的第一年（2001年）我如愿以偿成为曾老师门下的学生。

曾老师是为工作而活着的，是为人大法学院而活着的，只要对工作有利，对人大法学院的发展有利，曾老师就会不计得失地去做。2004年我调入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与曾老师有了近距离的接触。曾老师说你是带艺投师，好好发挥特长，把法律文化往深处做一做。几年来，曾老师带领我们完成了教育部重大攻关项目《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研究》（十卷本），出版了《法律文化研究》专刊和四卷本《百年回眸——法律史研究在中国》。每当工作遇到困难时，曾老师就会说你只管做，其他问题我解决。到人大这几年，可以说是我最安心学术的几年，因为曾老师给了我安心学术的环境。但曾老师似乎并不满意我醉心学问的状态，曾老师对学生的要求和关心是全方位的。记得第一次来香港讲学，回校后与曾老师说“城大到处都写着‘敬业乐群’，是不是他们的校训。”曾老师没有正面回答，却问“敬业好解释，乐群不知是什么意思？”我一愣，感到曾老师话中有话。曾老师说，讲好课，研究好专业是做教师的本分。但让社会承认法律史学科的价值，必须要沟通，说话要有影响力。我想这也许就是“乐群”吧。有时不可避免的同事间的工作摩擦，我也会到曾老师那里讨个“公道”。这可能也是曾老师学生的共同特点。遇有这种情况，曾老师一般会简单地说：“小事情”。但过后，他会给你不同程度地解决。一次一次，你会感到惭愧，会把心思放到正事上。几年下来，我知道在曾老师眼中值得去计较的事，只有法学教育、法文化研究和法学院的发展。

曾老师走了，教研室嘱写一篇怀念文章，说实话，这个时候纷至沓来的思绪是最无法用文字，甚至语言表述的。对曾老师更深切的悼念和报答，会在我今后的工作中见到。哀伤之中，谨以此表达我对恩师的缅怀。

马小红
二0一一年元月十六日于香港城市大学

马小红：“居之无倦，行之以忠”
2005年教育部启动了重大攻关项目：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研究。曾老师作为首席专家既高兴又感责任重大。他多次对我们说这个项目一定要反映出当代的最高研究水平。其实学界都知道，大规模的学术攻关，组织起学术队伍是一件十分辛苦的事情，其不但需要高屋建瓴的学术洞察力，还需要组织者有高超的领导水平和凝聚力，能够择善而从，使团队中的每一个人都能发挥自己的优势和长处。为了使项目顺利并高质量的完成，曾老师雷厉风行，年底就召开了课题组与出版社的联席会议。确定了各子课题名称、内容及具体负责人、各子课题大纲及字数安排；明确了项目实施各个阶段的安排及要求。来自20多所高校、科研单位和中央机关科研部门的近50法律文化参加了会议。会上会下大家都很振奋，在曾老师的鼓动下，都决心拿出最好的成果。

会议结束后，曾老师对我说，学术上是不是应该做一些前期的准备工作。还应该看看国际学界有些什么研究。讨论中我提到了曾老师在1989年写的两本书《中国法律思想史研究通览》和《中国法制史研究通览》。我说这两本书浓缩了学科形成以来到1989年的研究成果，如果能将这十余年的成果补齐，将会使项目成果较以往有个大的推进。不久，曾老师对我说，梳理以往的研究成果就是攻关的第一关。把一百年来的研究精品集起来出版，作为主项目的配套项目出版。你就当执行主编。我惊讶曾老师的气魄，但还是不无担心地说，一百年来的研究成果集中起来可不是一件容易做到的，字数可能要200万以上，出版会不会成问题。曽老师会所你只管做，其它问题我解决。

课题组成员按照任务分工，独立就所负责的课题开始了研究工作。为了保证项目的研究进度、及时解决研究中出现的问题，协调研究内容和研究重点，曾老师在2006-2009年间召开了7次项目实施研讨会。同时，为解决课题研究中的重点与难点学术问题，还组织召开了“和谐社会的法律史考察”、“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现代价值”、“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基本精神”、“礼与法——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总论”等10余次专题学术研讨会，除课题组成员外，曾老师广邀学界同仁与会，进行学术探讨。在十卷本完成前，配套工程《百年回眸——法律史研究在中国》完成，超出编者想象的是，字数不是200万字，而是400余万字。曾老师非常高兴，对进行此项目的学生格外地开了恩，作为编者，将他们的名字写在扉页。曾老师说这是将来法律文化研究的队伍和希望。在曾老师的监督下，十卷本终于也于今年的去年的上半年杀青。当时曾老师已经是重病在身。他召集我与庞朝骥、冯勇、蒋家棣、黄东海在医院开会，说十卷本还有两件事要做，一是不管花多少钱，一定能要检测一次，不要出现不规范的学术问题；二是要写一个序言，把这个项目的特色写出来。看着病中的曾老师依然一丝不苟地审查者这个项目，学生们的心情无以言表。我怎么也不能忘记，我在曾老师病榻前，几次一字一句地给他念诵序言，每一次他都提出一些意见。后来，教研室讨论，叶秋华老师对序言进行了修改。叶老师写道人大法学院的发展历程，写到曾老师对法学院、法律教育和法律文化研究事业的牵挂和构想，我读之后几次泪下。在给曾老师念的时候，曾老师也很激动，连声说“可以”。序言竟未能读完，曾老师已很疲倦，而我退出病房，泪下沾襟。

行文至此，曾老师日常的音容笑貌与病中的辛苦俱现眼前，我想，十卷本的面世会告慰曾老师的英灵，我们的努力会让曾老师满意。曾老师生前这样说过：“古人言‘兢兢业业，如履薄冰。’在与法学界同仁共振新中国法学教育和法学研究的历程中，我们是怀着一颗敬畏的心而认真工作的。在学术的探讨和振兴中，在生命的每一个岗位上中国古代贤哲“居之无倦，行之以忠”（《论语.颜渊》）的训诫永远是我们的座右铭。我希望青年一代的学者也能如此，在自己的岗位上‘敬业乐群’，继往开来。”放心吧，曾老师！（《法制日报》用稿）[文/马小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