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力VS贺卫方

苏力VS贺卫方，北大德比，这即便不是当今中国法学界最重量级的PK，应该也是最重量级的PK之一，相信没有人会怀疑这一点。然而，如果时光倒流五年，这样的命题其实是无意义的，两大绝世高手的流派呈现给我们的是如此截然的不同，我们无法选择一个二者PK的时空横断面，因此，在最近一系列纷纷扬扬的事件过后，这种PK才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了鲜活的现实，这是一次迟来的PK。

从学术出身上来说，有人可能会认为苏力要明显地要超过贺卫方。苏力当了几年测绘兵后，赶上了邓小平的好政策，**后第一批进了北大，毕业后谋到了一份我们今天争得头破血流的广州海关的好差事，干得烦了又回北大读研，后师从北大已故的著名法史学者张国华，再后来，“根红苗正”的他自费游学美国亚历桑那，一个法律交叉学科学位尽管今天我们圈内大多数人其实已经知道是怎么回事，但在当时的新鲜感与诱惑力却是今天的人们所难以想象的。回国后，苏力用了短短不到五年的时间便从一个讲师升为了至高的北大教授，并在吴志攀之后继任北大法学院的院长，他同时也继承了北大学术风格特别是法科学术风格的光荣传统，他没有给外来的竞争者任何机会，他是沈宗灵的灵魂附体，他成功了！的确，北大的法学不像人大的法学，她从来都是排斥实践性较强的部门法分支学科而推崇绝对的理论法学的，因此，她的精神领袖，不应该是在前锋，也不应该是在后卫，而应该是在中场，只有这样，才能掌握话语权一轮又一轮的发动。在平庸的吴志攀之后，苏力复兴了北大法学院的灵魂。再看贺卫方，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期，几乎在苏力参加高考的同时，他也参加了高考，考到了著名的西南政法。不过和苏力不同的是，他是应届生，没工作经历，请注意这样一个重要的历史事实，这个历史事实解释了为何老贺直到今天快奔五十的人了还有着如此纯真的愤青，而苏力的心智则是深不可测的，在我看来，在高中和大学衔接的这个阶段，是对一个人的人格塑造的最重要的阶段，如果纯真的校园生活没有被中断过，那么他（她）以后的人生同样纯真的可能性也将大为增加。贺卫方在西南自由自在地读了四年自己喜欢的书，之后又很自然地去了中国政法上研究生，毕业后顺理成章地留了校，他在那里痛并快乐着地生活着。单从这样的经历来看，贺卫方的确不能和苏力相比，他算不上学术的嫡系，不是纯正的“海龟”，即便后来去哈佛做访问学者溜达了一圈，也只能是算去公款旅游的。但请大家不要忽视的是，贺卫方的学术出身是不能被这样简单地解读的，请记住他来自于大名鼎鼎的西南政法七八级，这同样是一个有着至高的光荣传统的群体，她的组成元素，是今天中国法学界乃至整个学术界一个个星光灿烂的名字：夏勇、龙宗智、蒋庆……当然，还有早已投身政界的周强和胡泽君，明年的十七大，经过多年的积淀，相信二者更进一步的升迁已无需多疑。而且，后来贺卫方在中国政法又深受江平等多位元老的提携和护佑，因此他没理由会在学术出身这一点上惧怕苏力。我认为两人在学术出身上是基本可以打一个平手的，只不过苏力走的是至纯的阴柔路线，而贺卫方则是博取各家之长，他的发功，从外在形式上而言，也更为猛烈。不过需要记住的是，对两人学术出身的评价，并不意味着对他们学术内涵及其本身价值的判断，这会在后面得以说明。

历史在平淡的流动中总是孕育着变革的因素。如果苏力当时在广州海关很满意那般安逸的生活，他很可能也就在广州安居下来了，今天最起码也是个处级干部，拿着不错的高新，两套房子，天河一套，海珠一套，都是复式的，应该还有一辆车，一般很可能是本田雅阁，他一年的工资，外面再包个那啥……我可不敢骂他，要在广州考个公务员，说不定就求上人家了……当然，这样的前提是他要混得安稳，海关这单位，让人又爱又恨，可能一不小心，就腐败了……贺卫方呢，他在中国政法研究生毕业后要是别瞎折腾的话，慢慢等着评职称，等着分房子，今天这个年纪怎么混同样随便是一博导，业余时间还可做司考培训，名利双收呢……然而，历史从来都是不容假设的，从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开始，两人铁了心地同时爆发了，他们所改变的，并不只是个人的命运，在相当程度上也附带了中国的命运。
在第一部分中，我们初步地从一个简单的叙事式的成长背景分析了两人的成才道路（或者说一种成长道路），应该说，这样的叙事是极其框架性的，尽管我们已经试图超越现存“百度一下”的检索。
前面已经提到，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苏力和贺卫方都不约而同地爆发了，仿佛二人对这个变革时代的切入点与休止符都有着心照不宣的默契一般。我还认为，他们在改变自身命运的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附带改变了中国的命运，这不是一种“也许正在发生”，它是一种确定一定以及肯定的发生，在绝大多数大陆法律学人只是处于一种“活着”的状态时，这两个人身体力行地告诉我们，在这个伤痕累累的圈子里，还有一种泪水叫做信仰，还有一种激情叫做理想主义。
苏力的爆发是从那本据说在大陆任何一个开设有法学专业的大学校园的毕业书摊上都能找到的《法治及其本土资源》开始的，尽管他自己认为九二年回国后，他就已经着手于组织对中国传统戏剧材料的法律分析。从具体行文的制度设计来看，这很难称得上是苏力最好的一本著作，但从思想的意义上而言，它基本上是无法复制的，更不用说超越，今天很多学人都在“骂”苏力，但一种极大的讽刺是，他们“骂人”的风格和苏力是何其的相似，或者说依稀就是十年前的苏力影子。当然，这种“骂”要分开来看，如果是“骂”苏力的观点，我认为是无可厚非的，你的言论不一定会成为话语权，但你永远有话语的权利，然而，很多人“骂”的是苏力这个人，或者即使我们善良地认为大家都没有主观恶意，也还是必须承认，在这些骂声中，大家并没有将人和事分开。如果对此上纲上线到鲁迅先生对我们这个民族劣根性的解读，可能又会得罪很多人，但至少我想表达一个最简短的八个字的观点：价值无涉，信仰无罪。如果“认真对待苏力”能够成为一个具备现实意义的命题的话，那么我们的学术评判乃至一般批评起码应当学会不那么幼稚，我主张当我们评价苏力时，应当牢记“冲动是魔鬼”，应当努力达致一种娓娓道来的讲述，这可能有助于我们更接近事实和真相。我不主张骂苏力，正如我一向不主张骂张维迎一样，如果我们认为从茅于轼的屋子里走出的陕西小伙能被六万块钱收买，那么证明我们还很幼稚，如果我们认为能够写出华美文章的安徽青年在游戏道德，那么证明我们依然幼稚。以上的认识状态，决定了我认为苏力的贡献在于宏观思想意义而不是微观设计意义，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苏力每次向部门法“进军”，特别是指点最现实的司法制度时，总是要引起最原始最朴素最激烈的反抗，因为“本土资源”实际上只能作为一种思想的缘起，当它试图铺垫所有的制度安排时，结局也就自然只能是无语问苍天了。
和苏力以“著书立说”的学者形式爆发不同，贺卫方是以“风风火火闯九州“的布道者形式爆发的。老贺在最愤青的时候下了海，“扑通”了几下，终于发现在市场经济的启蒙期，一个俊美的并不断散发着忧郁气质的走在大街上回头率绝对超过百分之二百的文弱书生（不像山东大汉），哪里可能是做生意的材料，再回到政法大，物是人非（一直弄不清楚江平的引退是否和对老贺的惜才爱才有关），只好做了不上课的老师（《比较法》主编）。以贺卫方这样的才气加性格，呆在政法大成为注释法学教育的工具，那是可悲可怜可叹的，甚至可以这样说，如果今天中国大陆的政治再开放一点的话，没准十七大闭幕后和广大中外记者见面的人中，就有老贺，他有着可以和西方一流政治家媲美的演说素质。我们很幸运，我们要感谢上天，因为她将最好的机遇给了最有准备的大脑。贺卫方“转会”到北大后，如鱼得水，三年不鸣，一鸣惊人，他在九八年以一篇《复转军人进法院》的看似不起眼的豆腐块文章终于爆发了。如果说苏力“本土资源”的震撼还只是停留在学术圈的话，那么贺卫方则完成了一种对民间情感的颠覆，这种颠覆，刚开始是很让人痛苦的，包括从小生长在一个革命军人家庭的贺卫方自己，然而，长痛总不如短痛，一个很值得我们研究下去的现象是，对贺卫方及其一系列豆腐块文章的评价，人们较少能找到攻击的硬伤，反倒是苏力看似严谨的逻辑论证，成为了伤痕法学，我猜测这可能是需求诱导和供给诱导本质差别所引发的必然不同结果。后来，贺卫方一发不可收拾，有了更多的颠覆民间情感的布道，并且一个值得注意的趋势是，贺卫方近年来的布道，已经逐步从颠覆民间情感向颠覆高层思维转变，形成了布道中的“斯德哥尔摩案例”（这个问题将留在将来部分探讨）。
有两种对贺卫方的看法我想要表达不同意：第一种，部分学人很怜惜地认为贺卫方牺牲了学术来进行民间普法宣传，很伟大，其实不然，我想至少在法学界我很难找到第二个比贺卫方更具投资智商之人，我们的最高领导层不一定会关心苏力怎么去面向中国的法学，但他们一定会特别留意贺卫方的动向，我们居委会的大妈肯定不知道苏力，但她绝对知道贺卫方这个名字，她说贺卫方好啊，是个好官啊……当然，这种智商是非常善意的。就像很多影评人错误地认为周星驰没有去拍真正解构后现代的艺术片而总是玩弄和后现代打擦边球的商业片是一种牺牲一样，我们很难说贺卫方是在牺牲自己，人生的道路，总是上天根据你的特质而安排的；第二种，部分学人认为贺卫方学术功底不强，没有事实上也写不了大部头的著作，其实也不然。就像贺卫方自己说的那样，他读的书绝对不会比那些写大部头著作的人少，我想应该是。重申那个得罪很多“学者”的观点，贺卫方《复转军人进法院》之类的豆腐块文章，它事实上所具备的学术品质，远比很多垃圾一般的长篇大论要深邃得多，只可惜，今天我们太注重形式的规范，天真地以为很多“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垃圾是精品，殊不知真正的学术，应该是实质意义的。
在以后的探讨中，我将尽可能去探讨一种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的现实：对于两人，如果只能做一个选择，法科学生中，喜欢苏力的多是男生，喜欢贺卫方的则多是女生，而喜欢苏力的女生往往更具内秀，并且开始知道并接触生活的艰难，喜欢贺卫方的女生还处于最纯情的阶段，少女不识愁滋味。如果我们能够抽离两人外表气质的因素，这样的探讨或许会在意义上具备一定的可能性，因为“女人”和“女孩”的对决，实际上也就是一个有责任感的男人必须直面并给出答案的，如果我们相信那个“中国法学向何处去”的命题并不是一个伪命题的话。